拉纳·米特：《灾难后的国家建设：蒋廷黻与“二战”后中国的重建（1943-1949）》（2019）
摘要：“二战”后的重建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但对中国1945年后的救济和善后关注甚少。本文重估国民政府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灾后重建计划。本文不仅从人道主义救援的角度去研究，也借这一过程去思考战后亚洲国家的性质。本文关注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合作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NRRA）署长蒋廷黻（1895-1965）的思想。中国的重建思想汲取了美国和苏联的思想，既是中央集权的，又是国际的、跨国的。这些思想还受到中国的贫穷与战时脆弱性的影响，使得地方性解决方案更贴近公共卫生等领域。重建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重建需求难以满足，毕竟“内战”已经开始，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国家几近赤贫。但是，战后中国的重建经验仍有参考价值，因为它是更长远的“后帝国”“冷战”国家建设的序章，它将影响和塑造亚洲其他国家。
灾难后的国家建设：蒋廷黻与“二战”后中国的重建（1943-1949）
State-Building after Disaster: Jiang Tingfu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st-World War II China, 1943–1949
作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Mitter, R. (2019). State-Building after Disaster: Jiang Tingfu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st-World War II China, 1943–1949.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61(1), 176-206. doi:10.1017/S0010417518000531 有删节
1949年10月21日，驻美大使蒋廷黻（1895-1965）在位于美国罗德岛的海军战争学院发表了题为《中国问题》（The Problems of China）的讲话。他说，贫困是中国现代化的长远危机之首。未能实现的民主化等问题都是由中国持续而沉重的贫弱造成的。
不过，蒋廷黻也看到现代化的迹象。
一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第一次回到粮食、植物和耕牛，回到棉花、羊毛和丝绸，回到砖瓦和水泥，回到河流、公路和铁路。“二战”开始前，中国似乎有希望。
蒋廷黻提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从棉花进口国变为出口国，因为采用了产量更高的美国棉花种子。他还提到同一时期粮食、水稻和灌溉等其他方面的农业进步。
然而，另一个因素加剧了长久以来的贫弱。蒋廷黻说这个因素是停滞不前的土地改革，“因为和日本的战争中止了一切建设”。他补充道：“我担心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利用战争作为借口，推迟改革。”他的主要观点很明确：“战争把中国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逼近了极限。”
蒋廷黻在美国演讲的时候，他所代表的政权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几个月内，革命力量在北京掌权，带来了一场更激进的土地改革，横扫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权。然而，尽管国民党再也没有回到大陆，然而在他们短暂的战后统治期，为中国重建提供了一个初步框架，并试图扩大中国在亚洲范围内的影响力。蒋廷黻在讲话中说，国民政府主张将战后救济计划作为更全面的工农重建进程的起点。
我认为应该重新研究1945年之后过渡时期中国的救济和重建工作，它不只是一项紧急计划，而且是国际社会参与亚洲战后新型国家建设的范例。中国重建背后的理念以此为国家的、国际的和跨国的。这些理念部分既受到美国“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和苏联各种经济规划的启发，也受到积贫积弱的现实的影响。
正如蒋廷黻所言，计划雄心勃勃却无法实现。这些理念对中国提出了巨大要求，这个国家不仅赤贫，而且饱受腐败和专制的困扰。战后中国为自己和其他殖民国家提供了一个没有能力实现的模式，作为后帝国主义和“冷战”国家建设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将塑造亚洲及其他国家。
欧洲战后重建的问题已经成为欧洲现代史上的重要分支领域，这和学界对中国重建的相对忽视形成鲜明对比。欧洲重建的叙事中有一个强大的美国，它与苏联在“冷战”中一同恢复那些曾被占领的国家。近年来，东欧国家档案的开放催生了一些新的研究，表明了战后东欧地区更混乱，也更多失败的现实。
另一个主要主题是国际和跨国组织在开展救济和恢复工作中的重要性。但在亚洲，除了日本有长期讨论“战后现象”的学术传统，其他地方更多地都在讨论“后殖民现象”而不是“战后现象”。
在讨论1945年后的亚洲时，一种主导的叙事是谈论发展中的后殖民政权的兴起，尤其是韩国和台湾。在南亚有另一种叙事，是关于1947年“印巴分治”后两国在创伤中的崛起。但在中国，我们对从1945到1949年间的重建历史并无全面了解，这段历史有别于1949年后共产主义革命的重建。1947年，中国成为“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CAFE）的主要成员，这是战后中国重建经验影响其国际行为的例子。
难民换新护照，武昌（来源：联合国档案）
重建的理念与现实基于“抗日战争”（1937-1945）。如果没有那场战争，中国的发展道路肯定不同。战争年代，中国的工厂、农田、牧场、铁路和公路被严重破坏，就像法国和波兰一样，这一点有别于印度。但中国和印度都是后殖民社会，而欧洲获得解放的国家不是后殖民社会。
这种对比解释了蒋廷黻等改革者推行的独特道路。他们希望重建这个国家，并且要不仅影响中国，还要影响更广泛的亚洲。战争破坏塑造了中国，但在如何塑造亚洲的问题上，中国利用战后重建机构构建起一套独特的世界观。
战后的中国还有“内战”。中国共产党和日益难以生存的国民党之间的冲突持续而突出。中国共产党的崛起通常被描述为一部不可阻挡的战争机器，最终击败了一个失败而贪腐的对手。虽然很多人支持这种解释，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在新的框架下解读这个过渡时期，重新评估国民政府的社会政治计划。例如，Tehyun Ma研究了跨国福利和社会保障概念在形成战后中国国民主义改革思想方面的重要性，而Nicole Barnes研究了战时卫生的现代性如何被用来重塑国家角色的性别观念。
这些现代理念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国民党时期的中国缺乏国家能力，但这种缺乏必须在国家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的背景下看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名义上拥有主权的战时同盟国里，重建工作比在一个完全处于敌人占领或敌方交战状态的国家更难实施。
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国际组织在战后中国的角色，特别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之间的互动。在这些关系中，蒋廷黻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有野心，有原则，也有缺陷。
我将详细介绍这位负责战后中国救济与重建的高层人物的作用，同时讨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他领导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之间的矛盾。然后我将把蒋廷黻的理念放在重建机构所面临的艰巨任务的背景下去讨论，尤其是那些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放的地区。这些挑战包括基本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权力分裂造成的结构性暴力，健康危机和营养不良等等。
我认为蒋廷黻的理念为发展中的亚洲主权国家可能是什么样子提供了最早的实验蓝图，尽管当时这些理念难以在实践中实现。蒋廷黻是有能力与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互动的人物，但也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他所担心的“战后中国”和“后殖民中国”的两层要求都反映在理念之中，也在他所参与的更广泛的辩论中发挥了作用。
蒋廷黻（1895-1965）
蒋廷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国际社会
蒋廷黻象征着中国国民党的精英阶层。他生于湖南省，获得留美奖学金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的蒋廷黻先后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并在30年代成为《独立评论》的领军人物，批评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战时，蒋廷黻曾任行政院院长，后被派往华盛顿。
蒋廷黻的政治思想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大发展。虽然与《独立评论》的关系使他被视为“自由主义者”，但随着时间推移，他的思想发生了更复杂的转变。
他一向强烈反对帝国主义，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就认为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是非必要的：“没有必要使用政治或军事力量打开市场。”他还认为，民选政府未必有效促进社会现代化：
在中国、日本、土耳其和俄国，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而且往往违背民众的意愿。从这四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政治权力比较集中的国家，在推进现代化方面比较成功。
然而，蒋廷黻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模式敌意渐增。他开始将热情投向美国和英国，并认识到多元民主政治的优势，而蒋介石和其他党内保守派人物并没有这样做。
蒋廷黻始终清楚，国家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把经济和社会的不同部分结合起来。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已经开始在“资源委员会”的领导下筹划战时经济。1944年，蒋廷黻参观了一个对他影响深远的项目：
以下引文译文为蒋廷黻原文，括号内为译注。
三年前我参观田T.V.A（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不少的技术专家和管理员情愿接受较低的薪津而继续为佃列西流域的开发努力，不愿改就私公司的职务，纵使公司可以给他们数倍的金钱报酬。他们觉得工作的愉快及工作的社会意义是他们最大的收获。至于金钱，T.V.A虽不能使他们成为富翁，一切合理的欲望也都能满足。
这是戴着美化的有色眼镜看田纳西河谷管理局，但蒋廷黻的潜在读者是参与政治的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他进一步解释：
如果知识分子能保存士大夫传统的气节，我们可能超度（超越）西洋近三百年的历史。孙中山之所以坚持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要同时并进，就是要缩短历史的过程。现在工程师在国内所干的事业都带几分缩短历史的性质。在制度及机械方面能作的事，我们在道德方面应该也能作。
这些话写于1947年，当时中国主要参与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项目已经结束。然而，科学的现代性和民族道德之间的联系一直是蒋廷黻世界观的核心。这为蒋廷黻提供了“战后现代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总体框架。
蒋廷黻希望处理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破坏，这种愿景的目的不仅是修补，也是借鉴现有发展模式创造一个实际上比1937年前的中国更发达的国家。“冷战”早期的蒋廷黻是自由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但他在道义上对一个大国的热望，可以培养他在支持发展的同时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运到青岛的铁路建设物资，（来源：联合国档案）
启动重建
1943年底，“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蒋廷黻被选为中国代表。在华盛顿期间，蒋廷黻提议修改“总署”计划，主张在改善医疗、交通和社会福利方面做出更大的承诺。
1944年9月，他提出一项价值9.45亿美元的进口申请，占中国进口需求的40%，并邀请2200名外国专家提供服务。当时许多成员国认为中国的要求太高了。然而，在该计划终止仅仅三年后，“考虑到敌人占领和控制的地区的巨大需求”，“总署”的官方历史学家认为蒋廷黻的要求没那么苛刻了。
蒋廷黻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任期从1945年1月到1946年10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该组织的结构不断壮大。
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运作期间（1943-1947），“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有超过3万名员工，总部设在战时陪都重庆，随后迁至上海和南京，设15个地区办事处，6个主要供应办事处，以及多个专门外地单位。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与交通部合作修复铁路和公路，与水利部门合作解决洪水和灌溉问题，并通过行政院、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获得内部融资。它还和总部设在上海，于天津和开封设立办事处，由中国共产党运营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CLARA）合作。
在整个计划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中国提供了总值为5.1785亿美元的货物，其中包括240万吨物资（详见下表）。
上任初期，蒋廷黻与蒋介石直接交涉，要求在分配给穿越“驼峰航线”的物资上增加救济物资。甚至在战争结束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就指出“解放区粮食严重不足”（指贵州和广西）。1945年8月，当战争突然结束的时候，“总署”意识到形势的紧迫：
一夜之间，随着亚洲和平的到来，中国的救济需求变得非常迫切。救灾物资必须迅速送到中国所以被占领的地区，而不是像计划中那样，随着解放从一个地区慢慢地扩展到另一个地区，零碎地进行。
这份报告是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发布的，它计算出中国政府要求的物资总量为1000万吨，价格约为35亿美元，他们希望其中400万吨（价值10亿美元）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然而报告同时指出，由于“现有物资、资金和交通的严重限制，以及声索国之间的平衡”，使得中国不可能得到要求的全部。
战争结束给了蒋廷黻一个新的机会来要求进一步的供应。1945年10月，他要求“总署”再向中国提供200万吨物资。他在当月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即将到来的冬天是可怕的，除非我们能获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否则苦难重重，而明年的救济和重建将更严峻。”
战后中国的规划？
在战争末期和战后的混乱现实中，国民政府试图建立的政体有些独特的要素，这些要素是显而易见的。
同盟国在各自的社会中建立起强化的福利国家，比如美国的《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和《军人复员法案》（G.I. Bill），以及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公民社会福利制度，为全英国所有公民提供了医疗、就业、养老和其它福利保障。
战后苏联在重建过程中强调计划经济的地位，而作为战后第一批从英国手中获得独立的非西方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以议会共和制的形式建国的。
国民党中国希求创建，或者说“重建”一种有别于上述政体的政体，吸取这些制度中的一些部分又摈弃其他部分。这个拟议中的国家将在国际上参与美国支持的非共产主义国际秩序，却也大大限制了国内的自由政治变革。
即使在1945年，中国也是极少数在没有明确外部否决权的情况下拥有相对自由的国家设计权的非西方政体，尽管中国的国家财政严重受损，战争破坏严重。
国民党选择建立一个拥有部分民主制宪会议的国家，由一个承诺进行有限社会改革的前卫政党领导，自由度低于印度但高于苏联。他们也许备受质疑，因为试图依照美国人眼里的中国民主来重新设计自己的政体。但这种质疑没有考虑到战时中国对本土政治的影响，这些影响使中国在战时更愿意拥有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民众动员、社会福利和民族主义情绪。
对蒋廷黻而言，救济与重建把这些理念结合起来了。要处理眼下的战争破坏，还要创造一个他在30年代曾希望建立的现代化中国，但由于“抗日战争”，中国严重偏离了轨道。
蒋廷黻在政治改革上偏向自由多元主义，但他也选择在国民党强加给中国的限制内做事，希望体制提供最够的灵活性让他的理念有用武之地。蒋廷黻当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
1945年12月8日的《中央日报》上刊发了一篇蒋廷黻的访谈。在他清晰的展望中，蒋廷黻希望“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把短期救济和长期善后结合起来。
他提议在昆明、贵阳、宜昌和西安建立临时救济中心，以应对约4200万难民，并广泛建立食物施济和医疗中心。他还提议重建公共卫生设施、铁路、学校、医院和农业生产设施，并建议使用“总署”救济物资来稳定市场和物价。
黄河沿岸的河南难民等候分发免费的种子（来源：联合国档案）
蒋廷黻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区分了“救济”和“善后”。 他认为，第一种是短期的，以“人道”为核心；第二种是“长期的、积极的”，以“进步与发展”为核心。他还认为善后是最好的、最积极的救济形式。他补充道：“救济本身不能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盲目相信“救济”可能是“社会最不明智的举动”。
蒋廷黻认为，眼前的救济不能妨碍解决基础设施的问题。重建破败的城市离不开重修损毁建筑、提供食物、重建交通网络和商业网络。然而，中国的经济不足以支撑起这样的计划，救济预算也只够覆盖全国5%的人口。
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当务之急。蒋廷黻拿津浦铁路（天津-浦口）的重建举例子。工人工资需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助，但这笔投资将提供亟需的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工人们也许可以自给食物，而他们的薪水可以用来修筑房屋和和购买工具。
“二战”前“津浦铁路”济南泺口黄河铁路大桥，1912年
蒋廷黻特别强调农业善后。他意识到，中国的经济高度依赖农村经济的复苏，并且与战后中国直接相关的是人力和畜力，而不是机械化。
他提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从印度运送十万头水牛到中国，并肯定了“总署”继续把推动农村卫生现代化建设放在优先地位的做法：“我们认为，投资卫生事业是最大的投入，有最好的回报。”他还将“总署”的计划视为在战争年代抑制中国通货膨胀的一种手段。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承认给予中国的善后援助“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多”，因为国民政府认为“如果能够做出实质性努力，重振国内交通、生产和贸易，并向战争受难者提供急需的战争救济，中国将最有效地促进战争的根本恢复。”
蒋廷黻承认，“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物资也会被送往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并明确表示“不会有任何基于政治信仰或民族的歧视”。然而，总体上说，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只收到很小比例的援助物资。
共产党运营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只收到占总价值约3%，总重量约4%到5%的物资，理由是“他们没有严重的粮食短缺”，也用不上重工业材料，而这些材料在物资中占比很高。
给难民喷洒杀虫剂，武昌（来源：联合国档案）
志向与现实
诚然，蒋廷黻对中国重建的愿望令人钦佩，但他所服务的政府正处在财政崩溃的边缘。因此“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承诺对他的计划来说是一个福音。
他坚定地致力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以使他的经济重建和社会福利计划得以实现。但蒋廷黻也是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外国的存在加剧了中国国内形势，而不是从中让步。这种情绪使他在行动中和存在感很强的美国人发生了冲突。
1944年10月至1946年5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办事处主任是Benjamin H. Kizer。1948年后，负责中国项目的是J. Franklin Ray Jr., Maj. Glen Edgerton和Harlan Cleveland。Kizer和蒋廷黻的关系以及双方工作人员的关系共同塑造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议程。
尽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带来了至关重要的资金和专业知识，但它在中国的存在是摩擦的导火索，因为中国的政治者强烈地感觉自己国家的命运应该自己决定。
1943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之时，中国和英美两国已经正式成为盟友，而中国也清楚地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观点。早些时候，允许“治外法权”的条约已被废除。
中国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地位——它既不是被征服的国家，也不是被占领的国家，但又没有其他主要同盟国的资源，因此不能完全支配战后的命运。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高层内部的意见与战前“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意见一致，后者曾致力于在中国建立一套发展框架。讨论的重点是中国是否应该成为“总署”总体预算的出资国，这不仅出于财政原因，也为了清楚表明中国对该机构乃至新的国际秩序的承诺。结果表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到一起。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办事处副主任Harry B. Price在写给华盛顿的副总干事Edwin G. Arnold的信中，说了蒋廷黻想要解决救灾、采购、技术援助等方面的责任问题。蒋廷黻的关键需求在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应该负责发放物资。
会上，Price提到“中国的支付能力，或者说中国作为出资国或非出资国的地位”。接着，他在1944年12月31日的一份个人评论中辩称：“经过进一步思考，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变得更加开明了。极低的生活水平，战争的蹂躏，较少的外汇资产（相对于她的人口而言）和战后面临的艰巨重建任务，这些都让中国作为非出资国合情合理。”
随后，Price换了个方式思考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将一部分外汇资产贡献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心理影响会不会比白得来的要好呢？“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的运作会不会受到出资国的较少批评？中方的出资会不会使整个救济和善后工作变得更加严肃和认真？这样利用一部分外汇资源，是否会让外国在重建期间更愿意向中国投入资金，从而给中国带来净收益呢？
Price总结道：“中国严重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以及有限的资源可能没法让她成为出资国，但这个问题似乎需要根据所有现有的事实进行相当深入的分析，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他对战后会出现的争论颇有远见地补充道：“顺便说一句，如果中国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捐款，可能批评就会少一些，否则批评可能会蔓延开来。”
上海，等待分配住处的战争难民。左侧妇女的丈夫死在日军的轰炸中，儿子死在了贵阳。（来源：联合国档案）
Price说，新闻界对中国的报道需要“更深入的史观，更好地了解中国问题和中国人民，更多地报道事实而非道听途说”。Price这么说，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报刊对中国基本持负面看法。
《时代》杂志记者Theodore White曾报道过1944年中国军队在华中地区“豫湘桂会战”中的溃败，也报道过同年10月，Joseph Stilwell将军被召回美国的事件，该事件被描述成蒋介石这个反复无常的独裁者对忠诚的美国职业军人的“胜利”。
“豫湘桂会战”（1944.4-12）路线图，日方称“一号作战”或“大陆打通作战”
那时，中国似乎会在亚洲战场结束前彻底败北，而这将使国民党领导下的国家战后重建问题变得毫无意义。
中国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考虑到在联合国及全球秩序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应该成为需求者还是参与者？这是Price的疑问。站在中国的角度，这些问题可以表述为：作为同盟国在亚洲战场的排头兵，中国做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那么该得到怎样的回报？
蒋廷黻长期和美国人打交道，1949年1月，他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明确表达道，“长期的抗日战争”是造成中国眼下农业危机的主因。他把矛头指向台下的美国人：“美国人民对这场战争在中国造成的苦难没有一点认识……和日本打仗加深了我们的苦难。这种情况持续了八年之久。几个世纪的苦难加上战争的苦难，实在太重了。”
蒋廷黻承认国民政府的失误：“如果政府在战争期间采取更明智的措施，人民的苦难会减少一些。”不过他坚持认为：“如果政府有足够的智慧，中国人民无论如何都会在绝境下走出战争的阴霾。”
1945年初，“豫湘桂会战”结束后，中国的前景变好了一些。任命的Albert Wedemeyer将军替代Stilwell将军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
Wedemeyer将军在重庆，1944年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合作初期，蒋廷黻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主任Benjamin Kizer定期举行会议。在1945年2月7日的一次会议上，蒋廷黻明确表示希望明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中国政府的权责。他坚持认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不能侵犯中国政府的特权，并对“总署”可能侵权的新计划感到不安。
蒋廷黻要求“没有中国政府的同意，任何外国志愿救济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他也希望“总署”的工作人员不要“以任何方式批评中国政府，干涉中国政治。”Kizer拒绝提供书面保证，但向蒋廷黻承诺“总署”不会把侵权和干涉作为单独的目标。
Price和Kizer的回应表明蒋廷黻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互动之间存在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蒋廷黻对中国重建自主权的主张，说到底是一种道德主张。中国对日本战败作出贡献，因此在重建方面应给予特殊地位。
在这种观点中，腐败和滥用权力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国家软弱无力的结果，而中国卷入这场战争并不是中国自己的过错。
青岛，1946年5月（来源：联合国档案）
1949年，蒋廷黻在《中国问题》的演讲中声言：“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解放区以西部和欠发达的半壁江山为基地，抗击日军的侵略和封锁。世界还没有开始了解那场漫长的战争和封锁的经济意义。这场战争的经济后果确实成为中国共产主义成长的肥沃土壤。”
在国民党政府的错误面前，蒋廷黻的稍微让步意义重大，因为他在政府任职。他利用自己作为自由派人物的身份，在国民党政府濒临崩溃的时候，使其在美国得到更好的评价，但他的批评在战后的这些年里，一以贯之：
她（中国）可以做得更好，但不会好到哪里去。首先，在中国西部，也就是解放区，工业并没有发展到什么程度。政府可以征税的财富很少。大多数农民种植的粮食都是为了自己家庭的消费。同时，通货膨胀把整个中产阶级都消灭了。有人批评蒋介石总司令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领导人确实有其责任，但我认为，客观地研究一下中国的总体情况就会发现，中国今天的悲惨境遇，主要是战争造成的，此外还有根深蒂固、幅员辽阔、年代久远的贫困。
蒋廷黻在1949年1月的华盛顿演讲中指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的花费是6亿美元（根据官方史料为5.718亿美元）：
这是非常大的数字，但只相当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意大利的花费，并不比在希腊和波兰的花费多多少。中国人均救济额不到1.5美元，而东欧和南欧的人均救济额超过25美元。在希腊和意大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都阻挡不了共产主义浪潮。
蒋廷黻在同年10月的讲话中重申了这一点：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花费6.7亿美元。这是个大数目。这笔钱的70%来自这些国家善良的人民，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和几个拉美国家，特别是巴西。但中国的人均救济额只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和希腊的人均救济额的三十分之一。
蒋廷黻的控诉旨在转移人们对混乱和腐败的政府结构的注意力。然而，“抗日战争”结束五年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出版官方史料表明，蒋廷黻说得对——“总署”为中国做了很多事，但还不够。
最后，付款问题通过一项决定得到了解决，即“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补给，中国政府实际掌管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负责分配和加工。为此，中国的总开销估计约1.909亿美元（以1947年的美元计价），折合通货膨胀前的中国货币约为4.056亿元。
这些数字只是估值，但官方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数字足以表明，中国的开销占物资援助物资总估值的35%到40%”。换句话说，中国对援助计划的贡献非常巨大，这些费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对该政权的贪污和腐败指控是合理的。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建的住宅不足以满足所有难民的需求，图为汉口的一座被日军轰炸的寺庙，一些来自解放区的难民被安置在此。（来源：联合国档案）
战时发展：本土实践
美国诽谤蒋廷黻的计划并暗示中国应该在重建工作中更加自力更生，这让蒋廷黻很恼火。让他恼火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前很久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其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捐助从西方的受益国流向了东方的受援助国，不如说国际投入和本土发展的结合是成功重建的核心。
中国在处理健康和公共卫生问题的方式上为其他新兴国家树立了榜样。几年后，蒋廷黻对战争期间的健康和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了评价：“是国民政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国家卫生服务机构。这个服务机构虽然在‘八年抗战’中人手不足，却能在中国防止任何流行病的发生。”
医院病房（1937年，汉口）
“国家卫生服务”让人想起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British Attlee Labour Government, 1945-1951）。蒋廷黻称赞道：“现在，英国的工党利用自由民主的手段，夺取了权力。”
“服务”这个词过于宏大，往往无法描述在临时情况下拼凑起来的各种设施。也许，更适合中国战时的现实情况，是将有限的、典型的高度现代化（如城市医院的建设）与技术相结合。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武昌难民医院（来源：联合国档案）
即使变化有限，蒋廷黻也认为这些努力是正确的。最近的研究表明，战时中国的公共服务有了重大发展，其中许多发展是为战后中国奠定基础，特别是国家在公共卫生和健康领域进行的改革。
这些改革始于战前。Ruth Rogaski曾撰文指出，“卫生现代性”（hygienic modernity）对塑造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十分重要。战争期间，“新生活”的话语与一系列有关卫生的措施并行不悖。
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留存的新生活运动标识：“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新生活运动简称“新运”，是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公民教育运动，横跨八年抗战，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一再教导人民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习惯等。（来源：Wikipedia）
四川省是国民党治下最稳定的地区之一，是“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实践地。陪都重庆是公共卫生方面的实验中心。蒋廷黻在重建计划中明确指出卫生是“最大的投资”。
抗战最后几年，重庆和国民党控制的四川大部分地区都被要求进行不同形式的卫生改良。1944年3月，四川省政府卫生厅接到中央命令，产科成为发展的重中之重。
其他命令包括清扫大街、处理垃圾和废水、改善饮用水、改善厕所和整顿市容。该计划还有一些野心勃勃的建议，包括清理房屋，保证托儿所和学校的卫生条件，收集人口营养水平信息。该计划将流动诊所改为服务更全面的卫生院，要求每5个县有一个卫生院。另一项法令宣布，应该设立实验厂区作为“卫生示范区”，并雇佣工人从事爱国洁厕任务，改善更广泛的社区环境。
河南郑州给民众接种霍乱疫苗，一周时间接种一万人（来源：联合国档案）
公民应承诺服从“家庭清洁制度”，以激励性活动为基础，利用会议和集市开展卫生宣传，进行抽查，开展“卫生竞赛”，违规者可能被罚款。这些活动缺乏保障资金，但当局可以从其他预算借款或募捐。
重庆积极回应现代化计划，但受到基础设施和国家能力的限制。解决这场危机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寻找“合适的技术”，做低成本的改革。其二就是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来实现发展目标。蒋廷黻的目标是利用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1946年7月，上海，课堂上演示青霉素的使用方法（来源：联合国档案）
1946年7月，上海，孤儿院护士为孤儿冲泡奶粉（来源：联合国档案）
1946年7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往上海的来自古巴哈瓦那的Margot Quintana博士正在指导牙科课程（来源：联合国档案）
1946年6月，上海的性工作者正在接受性病治疗（来源：联合国档案）
战争期间，人们的注意力必然集中在可能的事情上，而不是最想要的事情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战后不久进行的大规模调查表明，战争结束时，中国的敌占区正遭受严重的营养不良之苦。
然而，在战争结束之前，解决广泛的粮食安全问题并不在中国政府的权力范围内。这些限制意味着，在大城市重庆以外的农村，基础设施匮乏，只能做当地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四川各县，善后工作报告详细说明了这些没有那么大野心却更重要的目标，比如提供干净的水，维护厕所等等。某县官员集中精力“保持井水清洁，防止人们在井里洗菜，并在井上加盖。”在同一县，他们关闭了一个恶臭的厕所，改进了六个，新建了四个。在另一个县，41次卫生行动消耗了82015桶消毒剂，新建了14个厕所，消毒了57个设施，治疗了若干疾病。
“新生活运动”图解
低技术的医疗健保方案在战争时期作权宜之计是够用的，但不足以应对战后的挑战。1945年8月，战争突然结束，重建任务变得迫在眉睫。国民党的能力远远不足以恢复整个国家的主权。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一旦战争结束，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就降低了。在中国的需求和被摧毁的欧洲之间，必须做出选择。
1945年8月23日，也就是日本投降两周后，Harry B. Price发表了题为《救济与善后的紧迫问题》的重要报告。用Price的话说：“日本人的投降极大提升了救济与善后的需求。”
Price询问美国战略情报局（OSS）或中国军队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的数据来做判断。不过，战争结束后不久，Price将主要问题归纳为16个板块：当地情报（以及了解缺乏什么情报），供应（包括了解可利用的资源），航运，运输服务，货物分配（以及明确权力），救灾物资分配，卫生和医疗救济，工作救济项目，公共事业善后，交通善后，工业善后，农业和渔业善后，为各项方案提供人员，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救济和善后组织，财政，以及将控制权从军队转移到民间组织。
Price在谈到金融问题时指出：
中国政府过去和现在都在经历深重的财政危机，就现在来说，即使是适度的紧急救济计划也很难得到支持。充分的救济和善后工作需要非常大的支出。在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获得有可能的大量救灾物资之前，中国政府是否能够提供资金来支付救济和善后的必要物资和服务？
要求进行“必要的全面协调”，把救济和善后作为“政府首要目标”。战争结束后暴露出的医疗危机使Price要求医院对流行病治疗进行“全面规划”。Price的报告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价值的紧急方案”，因为该机构需要那些“更多地区被解放”时用得上的情报。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官员Raymond T. Moyer和Mildred Bonnell进行过一次调查，行程约885公里，横跨灾害最严重的河南中西部。他们采访当地官员和传教士，并亲自视察了需要援助的地区。他们估计受灾地区人口约1200万，保守估计约200万人急需救济。河南西部只有30%的人口得到了必要的援助。
1945年初，日军和国民政府发生冲突，导致该地区大量难民外逃，房屋和企业被毁，严重影响当地生活条件。丝绸产业在该地区十分重要，但这个产业几乎被毁，当地失去了重要的就业来源。
两位官员计算出约50万人缺衣少粮，10万建筑物被毁，工作机会减少14万。他们宣称：“如果在救济的时候同时采取善后措施，到秋天的时候民众就能稍微稳定一些。”他们还说：“我们发现每个地方都对救济和善后问题抱有极大兴趣，一些地区成立了救济委员会，配备了‘诚实有效的工作人员’，但其他地方‘缺乏有效组织来跟进工作。’”
战后，河南省的一位45岁的农妇，左手抱着营养不良的4岁小孩，右手是一篮高粱种子。（来源：联合国档案）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蒋廷黻对战后中国的认识一致。在战后德国，纳粹政权让位于盟军占领者提供的一个相当稳定的结构。中国没有这样的稳定。中国没有强大的占领者，也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1945年夏，国家不得不迅速地承担起一系列新的、代价昂贵的责任，这些地区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是被占领就是在前线，没有能力充分解决这些问题。
1945年的局面是由战争中逃亡的大量难民造成的，这与东欧有相似之处。东欧匆忙建立起地缘政治，波兰领土迅速解体，希腊陷入内战（1946-1949，几乎与中国内战同时）。在中国，1945年战争突然结束，日本占领区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软弱的政权。
战争开始前，蒋廷黻认定“军阀”和“政治派系”是造成国家不团结的因素。他强调中国需要“逐步走向经济统一”。他列举了美国作为单一经济单位运作的优势，并认为：“欧洲最进步的人士就主张学习美国，组织一个泛欧洲的统一国家。今天的经济学要求有一个比较大的经济单位才能产生效率。”
安徽芜湖，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建立的难民临时安置点收容了125个难民家庭，住在50个大帐篷中，设有男女厕所和两个集体厨房。（来源：联合国档案）
从某些方面来说，“抗日战争”加速了蒋廷黻期盼的进程。战争的后果是Prasenjit Duara所称的“传统权力纽带”的崩溃。这个纽带在南京政府时期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压力。1937年战争爆发后，难民外逃，传统土地与土地所有模式被破坏，这个纽带进一步崩溃。
Toby Lincoln对无锡地区所做的研究表明，当地发展模式可以在日本最初占领后得到恢复，但与中国中部大部分地区不同，长三角地区的优势在于，这里在1937年至1938年战争的最初阶段没有受到严重破坏。
然而，中国部分地区存在多种不断变化的权力来源，因此稳定性较差。在许多被占领的地区，日本人的控制仅限于靠近铁路线大城市，至于农村地区，日本人和他们的合作者都很难渗透。
此外，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遭受了削弱甚至消除地方控制的经历。1938年6月黄河决堤后，华中地区的洪水对地方政府机构造成灾难。这个地区乃至更广阔的华中地区在“豫湘桂会战”以及1945年的战役中再次遭到重大破坏。
图为1938年6月黄河花园口决堤后形成的“黄泛区”，灾害造成约391.1万人成为难民，1200万人受到影响。
人们非常愤怒不安。他们不停乱窜，大喊大叫，争吵不休。当我们走在他们中间，他们就挤着我们，官员和士兵不得不把他们推开，有些人的脸和头被击中。他们会抓住我们，试图接近我们，并且把自己扔在我们前行的路上，哭喊着要东西吃。
饥荒的恐惧
零陵的饥荒调查小组组长Vera McCord估计，该地区52.8万人中约有15.8万人需要救济。当地还迫切需要医疗服务。她还指出，1947年有歉收的危险，援助农民是当务之急。距离零陵市15至180里的村庄有脚气和疟疾发生。出生率似乎有所下降。
湖南衡阳荒废的稻田，荒废原因包括战争的破坏、干旱、牲口短缺、种子和肥料短缺等等，远处是荒废的农舍。（来源：联合国档案）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危机
1946年6月，美国收到报告称，上海港堆积了大量物资。事态发展到了顶点。这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主任，前纽约市长Fiorello LaGuardia下令禁止再向中国运送物资。7月，蒋廷黻召开了一次愤怒的新闻发布会。据《申报》报道，蒋廷黻回应了批评。
蒋廷黻指出，八年的战争“几乎完全摧毁了水运和铁路运输网络”，瓶颈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情况已经有所改善，在1946年3月之前交付的近56万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物资中，只有7.9万吨没有在6月前运输完成。
蒋廷黻还说，认为只有2%的物资能运达中共控制区是一种误解，“吉普车、铁路和汽船设备、河防物资等”等物资不是普遍分配的，80%的物资都是粮食，但“中共大部分地区粮食丰收。我们在分配物资时，一定是按需分配。”
蒋廷黻在后来的文章中继续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辩护。1946年9月，也就是在他离任前的最后一个月，蒋廷黻认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义务分离，导致了严重的财政问题。从6月底到7月初，“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没有钱，政府没有提供任何费用，银行也不给贷款。
没有送达原定受助者手中的粮食约有10%至15%，剩下的70%至80%想必给到了真正需要的人。可以肯定的是，赤字地区的分配缓解了这些地区全体人民的严重短缺问题。 截至1947年10月底，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兴建的防洪、灌溉和排水项目，约有436.6万英亩土地被开发出来。通过筑堤和修复工作，数倍于此的土地得到防洪保护。 约有200万至300万人口从饥荒中获救，800万至900万人口（包括100万难民）在返回家园时得到援助。200多万人在“总署”的支持下获得工作机会。
1946年6月，一位山东农民受“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之托将面粉分发给村民（来源：联合国档案）
这些项目帮助恢复了“几千英里”公路和铁路路基。从事卫生、疏浚和建筑工作，恢复当地工业，并成功使400多万英亩土地恢复生产，3000万英亩土地得到额外保护。7100多万美元的农业善后物资极大地帮助中国本土粮食产量几乎恢复到战前水平。善后工作取得巨大成功，开垦土地的年粮食产量将是“总署”援助粮食总量的四倍。 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和不足，但这些都是通过有史以来为一个国家制定的最大的国际支持援助方案，共同为中国人民带来的积极利益。如果不是因为内战所造成的持续的混乱和破坏，其结果可能会更加广泛和持久。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之间的协作从未达到蒋廷黻设想的程度。他也从来没有控制住官僚体系中效率最低的部分，而他反对共产主义的主张也无助于中国交战各方的斡旋。尽管如此，善后计划的规模还是被低估了。
如上文所言，战争造成了规模巨大的破坏，而可用于应对这种破坏的资源却相对较少。然而，该计划未能完成的事实不应掩盖蒋廷黻想法的重要性，这些想法不仅涉及到眼前的救济，而且涉及到继续和扩大1937年中断的已有的现代化任务。
现代经济学学者对世界经济的未来总体上比较乐观。他们认为，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全世界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都可以大大提高。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贫穷会直接导致其他国家的灾难。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的繁荣可以直接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切身利益。在经济上，这是一个相互共存、共同繁荣的世界。如果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都经济因素决定，国际合作就会顺利实现。
1949年1月，当蒋廷黻发表上述讲话时，这种辩解已经太迟了。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一直与国民政府保持关联。如果我要批评我自己的政府，我想我可以做得比我在你们刊物上读到的一些批评更切中要害。然而，中国国民政府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比北平的共产主义政权要好得多。毕竟，中国的根本问题是现代化。所谓现代化，既包括民主化，也包括经济发展。就这一点而言，亚洲其他国家都面临着同样根本的现代化问题。
蒋廷黻在这篇演说的笔记里表示，亚洲其他政府将“严重考验（美国的）耐心”。在原稿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在这种时候，你们将回想起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并对自己说，你们在中国工作中所遇到的政府和民众的合作程度，远远超过了你们现在遇到的政府和民众。”
这句话最后被删掉了。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蒋廷黻疲惫的愤怒，他曾试图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合作成为主权中国的基石，与美国结盟，并成为亚洲的榜样，而他的尝试在后来看来可能比当时更有预见性。